丝绸之路的名称最早由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他将“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虽然丝绸之路的使用时间远远大于这一年限，但是如他所言，丝绸是勾连这条道路的重要货物，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遗址点多有丝绸的发现。而最早运用图像表现丝绸传播故事的则是发现于新疆和田地区的“蚕种东来”木板画。
故事与图像
“蚕种东来”的故事最早见于玄奘的记载。唐贞观十八年（644），取经归国的玄奘在于阗（玄奘记为瞿萨旦那）停留了七八个月之久，在其所着的《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于阗诸多的风土人情、佛教圣迹。其中关于“蚕种东来”有如下记载：“昔者，在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检。”
这个蚕种传播的传说实际上又是以联姻为桥梁的民族交流、融合的故事。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两幅木板画以“屈铁盘丝”式的线条生动地表现了这个故事。
第一幅作品（图1）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获。木板画长46厘米，宽12厘米，为横式构图。画面左侧一位头戴扇形发冠、身着左衽交领短袖衫的女子伸手指着当中一位女子的头冠。当中的女子与左侧一位衣着相同，梳高发髻，头戴装饰有宝珠的卷草形头冠，卷发披肩，面容秀美。木板的右侧同样为一位多臂交脚坐的神灵，最右侧为头戴扇形冠、正在织布的女子。
第二幅作品（图2）现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为1897年沙俄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带走。画面为竖式构图，分为三层展开情节。画面最上方为多臂、交脚坐于圆毯上的丝织保护神，第二层为两位面容清秀的女子，一身头戴高冠，黑发披于肩头，身着圆领衫，双手置于一高足盆中，其旁跪坐一位侍女，梳单环髻，插有步摇。侍女一手持剪刀状物，一手持披巾。这一情节当为王女出嫁前准备私藏蚕种。第三层为头戴扇形发冠并加以头巾的正面端坐女子，旁边一身着圆领衫的女子以手指其头冠，意蚕种在此。
两幅作品虽然构图方式不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品在情节上显然更加丰富，但是画面中都重点表现了侍女以手指王女发冠的标志性情节。此外画面中的女子形象大多头戴扇形头冠，这种头冠在和田托普鲁克墩3号遗址等处均有发现，当为于阗人的常见装饰。
作为丝绸之路西域南道上的重镇，于阗是往来僧侣、商旅、士兵的休憩补给之地，也是多种文化交融之所，而这一特点也在这两幅作品中有所体现。
交流与融合
在两幅木板画上，出现了三个地区的特色服饰。第一为扇形头冠、左衽交领衫，此为于阗女子的装扮。第二为画面中多臂的纺织神。两幅木板画上，该神灵的形象较为固定，都为戴冠、面带胡须，身着窄袖内衣、外罩圆领短袖衫，多臂持物，下身穿长裤、着皮靴。在和田地区，表现这一神灵的木板画还有大英博物馆藏D.VII.6号、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ГA-1120号木板画等作品，画面虽有繁简，但其图像学特征较为明显。纺织神的形象显然来自粟特地区，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古城的壁画中有数身人物的服饰与之相近。此处遗址被学者们判断为昭武九姓中米国的治钵息德城，为粟特人聚居之处。千里之外，北朝末期入华的粟特人也依然保持了这样的服饰与坐姿，如山西太原南郊的隋开皇十二年（592）虞弘墓，在石棺床上，墓主人虞弘的服饰、形象即与纺织神相似。而从钵息德城到于阗，再到太原，三个地点也能简单串联起粟特人的活动、迁徙路线。第三为俄罗斯藏品中跪在王女身旁的侍女。这种单环髻、右衽窄袖齐胸襦裙为初唐时期女子的流行服饰，关中地区的大量初唐墓室壁画、陶俑仕女即是这种装扮。如唐龙朔三年（663）的新城公主墓，墓室中图绘了大批衣着鲜艳的年轻侍女，皆穿此种长裙。从这一细节上看，尽管正史中没有关于汉地公主和亲于阗的记载，但是在于阗本地人的心目中，这位东国王女当是汉家公主。贞观二十二年（648），唐王朝在龟兹建安西都护府，于阗为“安西四镇”之一，此后直至贞元七年（791）于阗为吐蕃所占，在150年间，于阗与唐王朝的中心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故而在于阗的木板画上能出现标准的初唐侍女形象，而俄藏品的年代当在7世纪前后。
结合人物形象与服饰特征，可以发现，这两幅木板画反映出一个颇具意味的现象：在粟特身形的纺织神庇佑下，通过汉家公主，蚕种从东方顺利传到了于阗。显然这已经不再是个简单的故事，而是来自东西方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信仰在西域南道上的于阗相遇、融合。
由于民族交流、融合带来了文化艺术上的丰富多样，这正是中古时期于阗艺术的特点。
宗教与世俗
文化的融合不仅体现在艺术方面，在中古时期于阗的宗教信仰中也有所呈现。于阗为丝绸之路西域南道上着名的大乘佛国，早在甘露五年（260）从雍州出发的朱士行在此处求得《放光般若经》之前，于阗的佛教已经颇为兴盛。高僧法显、玄奘等多记录此处佛寺林立、佛法兴旺。佛教之外，于阗本地的神灵信仰也颇为流行，后晋使者高居晦载此处“俗喜鬼神而好佛”。东来的蚕种便是供奉在“麻射僧伽蓝”之中，显然这是将本土的圣物崇拜与佛教相联系。
同样的现象也体现在丹丹乌里克等遗址中，在佛寺的下层壁面中，常常绘有粟特人信奉的祆教神灵。这些神灵的形象引发了学界对于中古时期于阗宗教现象的诸多讨论，但是无论如何，于阗这片以大乘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土地在面对外来宗教时表现出很强的包容性，为多种宗教、多种信仰的并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就“蚕种东来”木板画而言，画面上的王女、侍女都带有圆形头光，显然都是将她们作为神灵在表现，而这些为于阗人崇拜的神灵则与祆教神只形象相似的纺织神置于同一画面上，更是体现了宗教、信仰上的融合。
不仅如此，在玄奘的记录中，于阗还有以世俗人物装扮装饰佛像的事迹：勃伽夷城供奉的来自迦湿弥罗国的佛像即佩戴着国王的宝冠，而“蚕种东来”木板画上的图像印证了这一点。王女与侍女独特的装扮方式：在扇形头冠上披覆头巾，可以在斯坦因所获的Ch.xxii.0023号绢画上发现。这幅出自敦煌藏经洞、被命名为《瑞像图》的绢画绘制了来自印度、西域、凉州各地的瑞像。其中的一身佛像身着白色通肩袈裟，背光中有千佛化现，胸佩纹饰繁缛的项链，头戴披覆头巾的扇形宝冠。虽然这身瑞像的榜题已经破损，但是从着白衣、千佛背光等细节依然可以判断出这是一尊来自于阗的瑞像，而白衣瑞像的宝冠则与“蚕种东来”木板画中女子的头冠一致。显然在于阗有以世俗冠冕装饰佛像的习俗，以珠宝、头冠庄严佛像的同时，也使得佛教造像在传入此地时，带有了区域性的色彩。而佛教造像艺术也影响到了于阗本地的神灵形象，在英藏品中，画面正中的王女佩戴的镶嵌有珠宝的卷草纹冠，是初唐时汉地菩萨的流行头冠。这种头冠也东传到了日本，如日本东大寺卢舍那佛莲花座上所刻的华藏世界，就有菩萨佩戴。这一细节也体现了汉地佛教艺术对东瀛、西域的影响。
在对“蚕种东来”木板画的图像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看似简单的图像背后蕴含了来自东西方的文化艺术汇集于阗之后呈现出的复杂与多样、宗教神只的混同与并行、世俗与宗教的融合与汇通。而这也是勾连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所促进的各区域、各民族间交流的产物。正如“蚕种东来”木板画表现的那样，护佑蚕桑的西方的神只与东方的王女，都成为了于阗本土民众信仰的对象，而于阗本地的风俗与审美，不但具有本土性，也与佛教艺术产生了交叉影响，使得于阗艺术成为丝绸之路西域南道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粟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古时期佛教在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传播与图像呈现研究”（16CZJ011）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