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郭画晓
所谓“胡风”，是指胡族、胡人的风俗习惯及风尚、风格。“胡人”是我国古代中原汉民族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先秦典籍中最早出现的“胡”是在《周礼·冬宫·考工记》中。据《周礼·冬宫·考工记》记载：“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东汉人郑玄注释：“此四国者不置是弓也。……胡，今匈奴。”《史记·匈奴列传》“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则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由此可知“胡”在战国时期特指的是匈奴。“汉之匈奴，即先秦时的胡，原本是匈奴的专名”（1）。到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的概念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开始“包括了匈奴系统和西域白种人两个层次”（2），这是因为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域地区居民进入了汉人的视线，汉人把这些西域地区深目高鼻的西域人称之为“胡”。东晋时期的“五胡十六国”之“五胡”，应指的是匈奴、氐、羌、鲜卑、羯，逐有“五胡乱华”的说法，显而易见，“胡人”的范围已由北方逐渐扩大到西部地区。进入唐代，“胡人”有了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来讲，“胡人”特指粟特人。粟特人在我国古代史籍中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等。《新唐书·西域下》指出：粟特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火寻、曰戊地，世谓九姓，皆氏昭武。”他们碧眼、高鼻、肤白，其外貌特征明显与中原人不同；而从广义上来说，“胡人”是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除北狄、奚、契丹、突厥等还包括西边诸国的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高昌以及稍远的大食、波斯、天竺等。
唐代，胡风盛行，这与胡汉相融合的李唐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李唐皇室继承了胡族血统，坚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的“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和开放的民族政策，使唐代民族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唐代城市聚集了大量的自魏晋以来就迁徙至此的西域人及其后裔，仅北方境外部族内迁的移民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其中，西域胡人中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入住为最多。在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原州、长安、蓝田、洛阳等地都有他们的聚落，从西北辗转到太原、范阳等东北之地也很多。另外，李唐政府对外国人移居中国也做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规定归化中国的外来者，一方面具状送官府奏闻，一方面所在州镇给衣食并于宽乡附贯安置。同时，还免去了他们的十年税赋（4），这就更加吸引了外国移民，胡人蜂拥而至，移民社区纷纷成立，如登州的“新罗坊”、青州的“新罗馆”、敦煌、凉州的“昭武九姓”等。胡人远来，被朝廷视为外国来朝，为其提供了较为公平的生活环境，从而使西域胡人与汉人和谐共处。
胡人的到来，给唐代城市带去了一股强劲的“胡化”风潮。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对长安“胡化”现象是这样描述的：“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糜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5）。人们吃的是胡饼、搭纳一类的胡食，穿的是翻领、对襟、窄袖的胡服；戴的是虚顶、卷檐、搭耳、浑脱等各式胡帽；喝的是高昌酿法的葡萄酒与波斯酿法的三勒浆；演奏的是天竺、龟兹、疏勒、高昌等乐；跳的是快节奏的胡旋、胡腾舞；玩的是泼寒胡戏，以及马球等外来娱乐游戏。唐代洛阳诗人元稹在其《法曲》诗中所写的就是对这一“胡化”生活的高度概括。“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6）胡服、胡妆、胡音、胡骑充斥于两京贵族妇女的社会生活之中。李泽厚先生说：在唐代，“中外贸易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云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及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7）由此可见，以“胡风”为美的社会审美风尚，是初盛唐社会生活的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胡风吹遍至大唐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于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
洛阳作为大唐帝国的东都，在武则天时期曾一度超越长安成为帝国的都城——神都。这里居住着大量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来移民，如平定突厥后归附唐朝的突厥贵族，有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与高句丽的降附贵族，还有中亚粟特地区的许多贵族和具有一定数量的景教、袄教、摩尼教等外国僧侣、外国留学生。不仅如此，洛阳还是着名的商业都会，城内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吸引大量胡商纷至沓来从事贸易活动。由于胡商众多因而城内有不少“波斯胡寺”、“胡祆祠”、“祆神庙”等。也许正是这种胡族习俗、异国文明、宗教文化与大唐本土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影响，才使得长期受礼教熏陶的汉族农业文化犹如注入了一种强心剂，不但让唐人在气质上“大有胡气”，而且在立法上也颇富“胡风”，体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蓄的大气派。于是，生活在这礼法薄弱“胡人”社会的女性，自然获得了比任何封建时代女性都要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也享受着更多的自由和不拘。她们不仅拥有参政、治国的自由，而且还能够骑马、游春、踢球，甚至可以与男性同席饮酒、互赠诗词等，彰显出唐代女性主义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可以说，妇女思想开放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因此，在此历史背景下，唐代的审美观因“胡风”侵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崇尚纤瘦变为崇尚健硕丰腴，一反汉文化中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泼、无拘无束的性格。从洛阳出土的众多带有胡风气息的唐代女俑中，我们可以窥其一斑。
1.绿釉帷帽骑马女俑（图一）
高32厘米，2009年洛阳道北唐墓出土。通体施黄绿釉。女俑面庞丰满，柳眉细目，头戴帷帽。上身穿窄袖襦，外罩半臂，下着曳地长裙，足登尖头靴，端坐于马上。
帷帽是一种统称，凡是以纱或布帛类的柔软材质，缀于笠檐或宽边帽檐的周围，其长度只将脸部遮住，不超过肩部，用来遮蔽风沙等的帽子都可成为帷帽。其实，帷帽的本体是席帽，据王叡《炙毂子录》记载：“席帽本羌服，以羊毛为之，秦汉革毛以故席。女人服之，四缘垂网子饰以珠翠，谓之韦（帷）帽。”而垂缀在帽檐或笠檐的柔软材质，则称为“帽裙”，因此帷帽又称为“长裙帽”。
关于帷帽的源始，据《晋书》卷九七《四夷传·吐谷浑》：“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羃离。”《魏书》卷一百一《吐谷浑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那么，帷帽产生的原因应与羃离相同，皆是因遮护颜面以防风沙侵袭而衍生出来的首服，只是羃离的网帷很长，可以遮蔽全身，而帷帽的帽裙已缩短至颈部，相对于羃离而言简洁轻便。因此，帷帽是由吐谷浑传入中原，传入的时间约在北朝末年、隋代初期。
帷帽由西域传入中原，渐被中原人所接受，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走出深闺，露身于闾巷衢路的中原妇女来说，更是求之不得的。《旧唐书》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羃离，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逐弃羃离。’”从此，遮蔽唐代女性容貌的人为篱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除，女子带帷帽“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则天之后，帷帽大兴，羃离渐息。中宗即位，宫禁松弛，公私妇人，无复羃离之制”。（8）帷帽的兴盛无疑是受胡人礼法观念淡薄的影响，特别是则天时代，女人当皇帝，更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礼教的极大冲击。到了开元时期，帷帽又被“靓妆露面，无复遮蔽”的胡帽所取代，唐代妇女服饰审美观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
（图一）中这件女俑头上的装束正是唐代女子集羃离和帷帽于一身的形象（缺笠帽帽檐四周的网状织物），这种来自胡人妇女的装扮，颇受唐代妇女的喜爱，佩戴起来使人显得端庄贤淑，楚楚动人。唐代女子摒弃了障蔽全身的羃离，而改用“拖裙到颈，渐为浅露”的帷帽，是妇女服饰史上的进步，也是审美文化史上的进步，而这一进步显然应该归功于这个不拘礼法而崇尚风流的时代。
2、三彩胡服女俑（图二）
高35厘米，1987年洛阳市铁道部十五局唐墓出土。女俑头戴浑脱锦绣帽，身穿红色大翻领小袖上衣、绿色小口裤及红色软锦靴。通身施三彩，釉色鲜亮，形神兼备，不但具有唐代女性的那种阴柔之美，而且还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更显英俊潇洒，是唐代妇女崇尚胡服的真实再现。
众所周知，“胡服”不是专指一个民族的服装，而是对包括波斯、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服装的总称。早在战国时期汉人已把胡服引入到兵服中，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后经两汉至北朝，胡服已被编入宫廷朝服与常服。“隋代……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9）进入唐代，李唐王室更是胡化颇深，喜欢做胡族装扮，甚至明文规定除非祭祀节日，天子与文武百官一概都以胡服作为常服。至此，胡服风靡天下，达到极致。贞观时，长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10）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相对于款式、花色比较传统的男装而言，女装则更能扑捉到时代的流行节拍，特别是相对于在政治等级和社会礼仪方面有着严格要求的传统女装，胡服则显得较为宽松。同时，贵族妇女由对柘枝舞、胡旋舞的喜爱发展至对充满异域风情的胡服的青睐，则更进一步加速了胡服的流行。《旧唐书·舆服志》云：“开元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馔御，尽供胡食，士女皆衣胡服”。女装在“胡风”这一时代潮流影响下，或直接将胡服原样拿来为我所用，或将胡汉服饰文化相融合，从而创造出独树一帜、具有时代气象的女装款式。
唐代女子着胡服的“标准式样”是头戴胡帽，身穿圆领或翻领衣长及膝的小袖袍衫，下穿条纹小口裤，脚蹬软皮靴或锦靴，腰束蹀躞带，带下垂挂随身物品。其中的“胡帽”主要是指浑脱帽，多用厚锦缎制成，帽子尖顶，呈圆锥状，顶虚。传说浑脱帽的流行与初唐之长孙无忌有关。唐张篱《朝野佥载》云：“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11）“赵公浑脱”应该是用黑色羊毛织成的、像囊袋一样的帽子。长孙无忌戴浑脱帽而让“天下慕之”，缘于这种帽子样式的与众不同。浑脱帽帽饰式样众多，有的帽子周身织有花纹，有的镶嵌有各种珠宝，有的还带有上翻的帽耳，上饰鸟羽，有的帽顶缀有铃铛等。然而，胡服的流行式样随时代的不同而略有所差别，如武德、贞观年间流行波斯样式的妇女大衫；高宗永徽后流行仿吐火罗的长裙帽；天宝初年，以穿着龟兹的半臂、窄袖和波斯的披巾最为时髦；而安史之乱后，随着回鹘人的增多，“回鹘衣装回鹘马”（12）成为风尚。如图（图二）这件三彩胡帽女俑，从头到脚都展现出受胡风的影响：卷檐胡帽搭配窄袖衫、小口裤、软靴。这种从上至下全身的胡服装扮，在武则天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风向标，尤其是“无复遮蔽”胡帽的盛极一时，让唐代女性“靓妆露面”，打破了“出门不得露面”的封建传统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使得女性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体现出大唐妇女在其性别意识上的开放性与积极性。
3.彩绘骑马男装女俑（图三）
高36厘米，1998年洛阳市偃师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俑头戴黑色幞头，黑眉朱唇，身着粉色翻领窄袖紧身衣，翻领上饰花纹，腰系黑带，足穿黑靴，双手做牵缰状端坐于马上。
在封建社会，“男女不通衣服”是古训，女着男装被认为是不守妇道。然而，在唐代这个礼法颇具“胡风”的时代，社会风俗得以极大的改变。妇女们已不再满足于隔纱观望的帷帽，而是要去掉纱罗，丢弃帽裙，靓妆露面，甚至穿胡服、戴胡帽，女着男装，表现出史无前例的开放与张扬。“女着男装”首先盛行于宫中。据《新唐书·五行志》记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随后这种风气波及到民间，人们竞相效仿，蔚然成风，成为普通妇女的服饰。
唐代的女着男装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宫廷女官与仕女着男装。女官多为戴长脚幞头，穿圆领窄修缺胯袍服，脚着乌皮靴。革带插有记事版牍（笏）之类的记事文具，以证其职纷。其衣冠、束带及靴都极为讲究，犹如一彬彬男子，风度翩翩。第二种：宫女侍从着男装。宫女着男装的形象较为多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戴幞头，穿圆领和折领窄修缺胯袍衫，腰系蹀躞带，带下挂承露盘（囊）；一是梳双丫髻或裹软巾，腰束蹀躞带，带下也垂挂承露盘。承露盘富有祈求天佑赐福之象征意义，作为一种吉祥物，尊卑一致。第三种：贵妇侍女的男装。侍女头梳双丫髻，着圆领缺胯团花袍服，束带小口裤，足着乌靴。团花是袍服衫上的独有纹饰，极富异域特色，人们可以依据团花形状、花色的不同，来辨别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其身价的尊卑。（13）其中，幞头是唐代男装中受胡风影响的典型代表。幞头形成于鲜卑族所建的北周时期，北周武帝改进了本民族的帽子，将整幅的布帛裁出脚用来包裹发髻。经过隋代的发展、定型，到了唐五代时期越发兴盛，成为男子常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4）盛唐时，幞头顶部多为圆形，中唐则呈现为直尖形，幞头角也由初始的软且下垂逐渐演变成以丝弦、金属丝等为骨架的翘脚、直角等硬脚。同时，其花样繁多，有“武家样”、“武家诸王样”、“英王样”等。另外，此时的缺胯衫在旧式鲜卑外衣的基础上，参照西域胡服改革而成，明显吸收了胡服的特点，袖子窄小且较为贴身，并且为了行动方便，衫子的两侧被分叉到膝盖处，故称“缺胯衫”。
女着男装在唐代非常普遍。《旧唐书·舆服志》：开元初，“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有学者依据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于阗国“其俗妇人袴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的记载，认为唐代女着男装是模仿西域于阗妇女的行为表现（15）。于阗国男女同服，鲜卑与于阗相同，亦是男女同服，而李唐皇室与鲜卑胡族渊源极深，因而唐代妇女女着男装的行为，明显表露出受鲜卑胡人崇尚母权、尊重母权的母系地位的影响，是鲜卑族“女高于男”、“男女同服”的母系社会心态的延伸反射，其目的在于彰显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4.彩绘打马球女俑（图四）
高35厘米，洛阳出土。女俑身穿翻领外衣，脚蹬长靴，骑跨骏马，左手挽缰，右手握拳，从其姿势来看应是手执球杖侧身俯击。虽然她手中的球杖已丢失，但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马球运动的激烈氛围。唐代诗人王建《宫词》的“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正是对宫廷女子打背身球的最好诠释。
马球起源于波斯，是一种马上击球的游戏。（16）太宗时传入黄河流域的长安，是长安胡人的日常娱乐活动。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六对其有所描述：“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到了中宗时马球运动已是“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17）在唐太宗的影响下，许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军队将士也都纷纷加入到打马球的运动中。玄宗以后，宫廷球风日益炽盛。僖宗更是技高一筹，自诩“若应击球进士举，必为状元。”（18）可见其技艺之精湛。
唐代宫城及禁苑里多半筑有打球的场地，譬如长安宫城北的梨园球场、大明宫的内东内苑、洛阳城的文思球场等。除宫廷球场外，许多达官贵人也都在自家建有专门的球场，如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在长安永崇坊家中的自建球场；文宗时翰林学士承旨王源中在太平坊家中的自建球场等。与此同时，一些富豪子弟也纷纷加入其中。唐人李廓所作的《长安少年行》中“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19）一句，正是唐代青少年从事马球运动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唐代打球风气之盛，在我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当然，这一流风所及也影响到了唐代妇女的日常生活，她们与男子一样也成为马球运动的狂热追捧者。她们策马挥杆，驰骋角逐于马球场上，其英姿勃发、神采飞扬的生动形象，散发着豪迈奔放的时代气息，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因而常常被多情的诗人用浪漫的诗歌形式记录下来。如唐代诗人沈佺期在《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写道：“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琼楼。宛转萦香骑，飘飖拂画球。附身迎未落，回辔逐傍流。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诗中的画卷跃然纸上：宫女在飞奔的马背上挥杖击球，运马回旋，技艺娴熟，但却不免被身边的花鸟所吸引而分神失球。
相比于男子马球，女子马球则显得较为柔弱纤美，其中宫廷中那些宫女们的马球比赛，主要是表演给皇帝权贵看的，为王公贵族助兴，具有十分浓厚的观赏性和审美性。《全唐诗》中就有许多关于唐代女子打马球的描述。譬如，王健的《送裴相公上太原》：“千群白刃兵迎节，十对红妆妓打球”（20），张籍《寒食内宴二首》载：“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21）。唐代女子翩然于马上挥杆击球的飒爽英姿尽入眼底。然而，由于马球运动的激烈性，很容易造成人身伤害，因此，唐人创造了一项适合女性的类似于马球的“驴鞠”运动，颇受妇女喜爱。
纵观洛阳出土的唐代女俑，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造型多样，制作精丽，极富特色。仅其艺术风格而言，它熔铸南北，不但继承了北方原有雕塑艺术浑厚雄健的艺术风格，而且还融入了南方雕塑艺术中清新柔润的特点，使其既有别于两汉时期的古拙质朴，又异于魏晋时期的清新飘逸，更不同于宋元时期的精致工丽，达到了写意的审美特征与融会贯通的表现手法相结合的完美与成熟。特别是那些受“胡风”影响的女性形象，更是惊艳绝伦，美不胜收。匠人们用极富现实主义的手法把唐代的丰功伟绩和唐人自信自足、舒展自由的情趣，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弘扬着唐朝太平盛世富饶、开放的时代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