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杨蔚青
摘要：201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通过的《关于历史城市景观的建议书》是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新成果。对《建议书》进行 “中国化”的解读和运用，对我国当今的城镇化进程和历史城市景观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研究、思考的基础上，本文建议用“风物”一词作为历史城市景观（HUL）中“景观”一词的中国化表述；认为可以从“千城一面”现象中寻求中国历史城市景观保护的启示和文化遗珍；以及如何在中国践行历史城市景观（HUL）方法的一些思路。
关键词：历史城市景观（HUL）；风物；启示；思考
作者简介：杨蔚青，1971年，男，河北邢台，洛阳大遗址保护办公室，副研究馆员，文物科技保护及文化遗产保护，河南省洛阳市，471000。
201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通过的《关于历史城市景观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是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新成果，提供了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保护城镇文化景观的新理念。对当今中国来说，《建议书》尤其具有借鉴意义，因为我们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高峰期，同时又处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避免城市雷同化、文化同质化是我们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这在指导思想上与历史城市景观（HUL）理念有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城镇化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对《建议书》进行 “中国化”的解读和运用就显得尤其重要，对我国当今城镇化进程和历史城市景观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建议书》研读，对专家、同行相关论着的学习，对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所倡导的“美丽城镇”的会议精神理解，结合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大遗址保护的现状，笔者深入思考，提出几点关于历史城市景观保护的粗浅认识，以求专家、同行指证。
一、关于“历史城市景观”概念的解读——用“历史城镇风物”一词作为“历史城市景观（HUL）”的中国式表述。
围绕“历史城市景观（HUL）”这一概念，曾有过不同的中文表述，比如“历史性城市景观”“城市历史景观”等。在明确用“历史城市景观”作为HUL理念的中文表述后，2013年的杭州历史城市景观联盟年会上，国内外专家对这一概念的中文译法仍然有不同的见解。包括：（1）“景观”一词在中文是“景象”的含义，这与HUL中“景观”的含义有所区别，HUL中的“景观”有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意义，甚至建议用中文中的“山水” “风水”等词来表述“历史城市景观（HUL）”中的“景观”一词的含义。（2）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城市”一词不仅指城市，还有乡村、乡镇和整个城市区域。
以笔者之见，更切合“历史城市景观（HUL）”概念中的“景观”一词含义的中文词汇是“风物”，而“城市”一词也可以用“城镇”一词替代；“历史城市景观（HUL）”更好的中文表述应当是“历史城镇风物”。 用“城镇”取代“城市”，就涵盖了更广泛的人居范围和形态，也与中央提出的城镇化建设的表述相统一。而“风物”一词，在中国由来以久，它既有风光景物的意思，也有风俗物产的意思，完全可以涵盖《建议书》中所表述“景观”含义。
由于“景观”一词是“历史城市景观（HUL）”概念的关键，笔者特详述理由如下。
（一）运用“风物”一词，可以更加准确的体现《建议书》中 “景观”一词的含义。
根据《建议书》中的描述：“城市历史景观是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其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上述更广泛的背景主要包括遗址的地形、地貌、水文和自然特征；其建成环境，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其地上地下的基础设施；其空地和花园、其土地使用模式和空间安排；感觉和视觉联系；以及城市结构的所有其他要素。背景还包括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做法和价值观、经济进程以及与多样性和特性有关的遗产的无形方面。”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这里的“景观”不光指风景，还有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包括了人文与自然的两方面。
而对于“风物”一词，汉语辞书多列有辞条解释。《辞海》，“风物：风光、景物。犹言风景。陶潜《游斜川》诗序：‘天气澄合，风物闲美’”。《现代汉语词典》，“风物：一个地方特有的风景，如，北方风物/八闽风物志”。而《汉语大词典》则给出了更为详尽的解释：（1）风光景物。晋·陶潜 《游斜川》诗序：“天气澄和，风物闲美。” 宋·张昇《离亭燕》词：“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 冰心《寄小读者》四：“我素喜北方风物，至此也不能不倾倒于江南之雅澹温柔。” （2）风俗物产。 宋·梅尧臣《送俞尚寺丞知蕲春县》诗：“应见言风物，於今有贡虵。” 瞿秋白《饿乡纪程》：“想起江南的风物，究竟是地理上文化上得天赋较厚呵。” 郭沫若《孔雀胆》附录《＜孔雀胆＞资料汇辑》：“不仅为我把梁王妃的名字，把通济桥的废址，通同考查了出来，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地方风物，使我的剧本得到分外的充实。” （3）特指风俗、习俗。《明史·西域传四·天方》：“马哈麻墓后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飓风取水洒之即息。当郑和使西洋时，传其风物如此。”
由此可见，“风物”一词既可以指风景、物品、物产，也可以指社会人文的风俗、习俗，既可以是物质文化遗产又可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是两者的有机融合；更可贵的是“风物”一词多指广大、宏观、综合、动态的事物，可以充分体现出文化景观的特性。如，伟人诗中的“牢骚太胜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个“风物”，就是指世间的万事万物，既可以是自然景物，又可以是人为世事，更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分合变化。
总之，“风物”一词从概念上充分体现了中国汉语文化中所想表达的山川之美、人文之美，也涵盖了人的能动性与自然环境变化的互动；符合“历史城市景观（HUL）”中的景观理念，也符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所倡导的建设“美丽城镇”的会议精神。“风物”一词在点出文化景观具有独特性的同时，又不像“文物”一词那样容易给人们传递“微观、珍稀、古老”等方面的潜台词，而是更容易使人们想到“宏观、宽泛、现实”的意味，这样有利于学术表达和社会公众的认知和理解。
（二）运用“风物”一词，可以形成“文物”、“风物”、“风俗”这一完整的语言逻辑序列，有利于与已有的文化遗产概念体系相衔接，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历史城市景观（HUL）保护工作的开展。
“文物”一词多指具体的物质遗存，比如：可移动文物的青铜器、玉器、铁器、陶器、瓷器等等；不可移动文物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等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文物”一词已经深入人心，“文物”的概念得到文物保护工作者和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同。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现实生活中，提及“文物”，普通民众往往就认为它包涵了“历史性、稀缺性、珍贵性”等潜台词，使大家误以为，只有年代久远的、稀有的、值钱的才是文物；反之，近代的、数量众多的、不值钱的就不是文物，这就走入了文物保护的一个思维误区。而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并不是这么浮浅，尤其是近年来，在我们将“文物”的概念转化为“文化遗产”的概念之后，我们不仅保护文物的本体，还保护其环境；不仅保护古代遗址、古建筑，还保护近现代工业遗产、乡土民居；不仅保护独立的文物本体，还保护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加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把风俗、民间工艺、传统技艺等等纳入了保护范畴，使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和传承，取得令世人注目的成就。
在这些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稍有欠缺的是，我们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巨大体量的文化景观在现实社会发展中的有机保护问题，也即是我们现在关注的历史城市景观（HUL）问题。笔者认为，引入“风物”这一词语，恰恰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
“风物”与“文物”、“风俗”一样都是中国传统词语，易于被广大民众接受，我们还可以通过媒体宣传、规章颁布等方式，向普通公众阐释的其含义。我们可以用“文物”一词指代物质文化遗产，用“风俗”一词联接非物质文化遗产（风俗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而用“风物”一词指代广大的、宏观的，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既需要保护，但又可以继续为人们所使用或利用的景观、物产。通过“风物”概念的推广，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勾沉”出各具特色的“地方风物”、“文化风物”，可以倡导各地的“风物”“体系化”研究和复兴，促进历史城市景观（HUL）的保护。
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沟通整个文化遗产保护诸多方面的，理念层级递进清晰的，中国汉语式的表述序列：“文物”、“风物”、“风俗”。在这个序列的两端，分别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这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用“风物”概念之，包涵《建议书》中的“景观”一词所指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运用《建议书》倡导的理念和方法，同时贯彻中央城镇化会议的精神，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做“历史城镇风物”的保护。
（三）用“风物”一词作为《建议书》“景观”一词的表述，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风物”一词的使用在中国由来已久，其运用的成熟既体现在对其内涵的精确把握上，也体现在对风物所代表的事物的总结、记述上。在中国古代志书中就有风物志，如前文中提到的《八闽风物志》，即是记载地方风物的志书。而《辞海》对风物志一词的解释是“风物志：专门记述一地风土、气候、物产、名胜的着作。民俗研究的一种资料。较多混杂在历史的史书、方志、游记、笔记中，近世地方志编写中有单独或独立成书的倾向。”时至今日，在南方某些省市，仍有修编风物志的现象，比如，《广东风物志》、《云南风物志丛书》等。
由此可见，“风物”一词的运用之久和内涵之广。而且，按照惯例，史书、志书多为官修，体现了政府意志，是当地主流文化的代表；即使是由个体作者凭自己喜好编修的游记、笔记，也往往因其作者是名士贤达，而能够代表一时一地的社会主流文化。可以说《风物志》的编修体现了人们对各地风物的一种认可和总结，在忠实记录的同时，也是一种保护观念的萌发。从这方面说，用“风物”一词作为《建议书》“景观”一词的表述，在中国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
（四）运用“风物”一词可以体现文化遗产保护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有机结合，更利于历史城市景观（HUL）保护的推行。
“ HUL是一种对城市空间从时间连续性和角度对空间连续性的价值甄别，其背后的形成机制是HUL方法的关键所在。它既是一种识别角度，也是一种价值观，同时又是一种空间形成的机制。” “风物”一词的内涵正好符合了HUL理念的这一要求。首先，“文物、风物、风俗”这些语汇已经为广大公众所熟知，有着较长时间的历史传承，有着其自身的时间延续性。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非常快，一个城市中要保护的东西很多，要发展的东西也很多，我们除了要关注文化遗产表述语言的时间延续性之外，更要关注其空间上的拓展性。如果运用“文物、风物、风俗”这一语言序列的话，更有利于现实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比如，对于一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来说，我们可以对其中价值巨大、特色突出的古建筑，明确的说他是“某某级文物保护单位”，以明确其“珍稀性、独特性”，表明他要原状保护，甚至要牺牲其部分使用价值和社会功能的来保护；而对于这一历史文化街区的较为普通的传统民居及其附属物品和非物质文化，我们可以说是“某某历史风物区”，以明确其“宽泛性、宏观性”，在肯定其有文化遗产价值的同时，也认可了他仍然可以在特定的管理约束和引导下继续由公众使用，以引导其有机发展；对于对该历史文化街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除了按照现有保护理念、方法保护以外，还可以通过“风物”所包涵的“风俗”内涵，不仅在该“风物区”内保存、发展，甚至可以活化至“文物保护单位”内，乃至推广到历史文化街区周边的现代城市建成区去，形成有必保、有活化、有进有退的保护局面。
（五）运用“风物”一词不仅可以开展历史城市景观保护，还可以进行乡村景观保护，只须把“历史城镇风物”中的“城镇”一词去掉，变为“历史风物”，这样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
在2012年的《杭州宣言》中就有：“……认识并保护持续性乡村景观尤其是世界上最丰饶的粮食产地的景观遗产的重要意义。在理解持续性乡村景观遗产意义的同时， 我们认识到必须全面研究和认知与社区的关联性、延续的传统作业、生态可持续性、景观的历史及审美重要性……”这体现了乡村景观保护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我们对乡村居民说：“你这房子、院子、农田是景观，需要保护”，他可能因为对“景观”概念的模糊而不理解，或许会认为：我天天呆的地方咋就成景观了。但是如果说：“你的房子、院子、农田等是某某文化风物，是有特色的、有价值的，应当在使用中加以保护。”会使当地居民容易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用“历史城镇风物”一词替代“历史城市景观”是最为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也必将引发出中国特色的“历史城市景观（HUL）”保护方法。但为了行文的方便，下文中仍多采用“历史城市景观（HUL）”，以免引起阅读理解上的误区。
二、关于“千城一面”现象的认知——中国的“历史城市景观（HUL）”保护应当从“千城一面”中吸取教训和寻求启示。
目前，“千城一面”现象已经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其研究、论述成果繁多，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在中国开展历史城市景观（HUL）保护一定要深入研究“千城一面”，不仅要研究其成因和寻找对策，还要从“千城一面”现象中吸取教训和寻求启示，在看似“千城一面”的城市中寻找那些曾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枝叶”与“遗珠”。
（一）历史城市景观（HUL）形成的本质就是城镇化过程中有特色的人类社会文明与自然生态文明的有机结晶，并且当这种结晶不断 “层层积淀”时，城市则彰显其独特魅力，正所谓“大美天成”。
反之，如果在城镇化过程割裂了人与自然、古与今、文化积淀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有机衔接，则即使建造一些在短期看来“美”的或有特色的个体的城镇化产物，而任其简单复制、低级模仿后，所形成的城市总体则极有可能是“丑”的和无特色的。这也许是“千城一面”现象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我国“千城一面”现象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有历史的、文化的，有技术层面的，也有认识层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忽视了对自身文化、历史的“层层积淀”，没有在城市建设中广泛采用“保老城，建新城”等做法；没有很好的研究在现代技术、现代生活条件下，如何传承和发展自身文化等问题，才最终造成了“千城一面”现象。
（二）在当下的城市化过程中如果仍然忽视文化、历史的“层层积淀”，则任何短视的举措，都可能是错的。前者，就是“千城一面”现象，而后者，则可能是当今建仿古城、城市地标建筑、随意搞城市雕塑等。
如今，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又出现了另一种为了文化而“造文化”，为了景观而“造景观”的现象，这有可能会再陷入新一轮的低级模仿和新“千城一面”之中。比如，某些地方热衷建仿古城、仿古街、修城墙，某些地方修建类似天安门、天坛、白宫等等“景观”建筑，有些城市盲目追求建设“新、奇、怪、高、大”的城市地标建筑，某些城市为了提高文化品味随意搞城市雕塑等。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在短期内收到吸引关注的效果，但绝对不会促进一个城市的“历史城市景观”（HUL）的培育和发展，甚至会让人觉得低俗、不庄重。因为，这些做法都不是建立在对本地区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传承之上的，仍然是割裂和丢弃自身历史和文化的另一种形式。
（三）一座城市想要发展出自己的特色，首先要有清晰的独特的发展理念，然后运用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治理方法和技术路线，才有可能杜绝“千城一面”的延续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城市要想有特色，必须要坚守自身的历史文化，保护好自己的历史文化景观。每一座城市都应该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清晰的发展理念，有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治理方法和技术路线等。其发展理念应当是具有全局观念和全球视野的，而不是偏于一隅的和短视的；是有机融合了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后的对现代建筑与城市模式等方面反思之后形成的科学理念，而不是只见现代建筑与城市模式之“利”而不见其“弊”的片面思维。其获得的新理念应当指导整个社会的认知方向，促进整个城市的逐步改变和转化，从而杜绝“千城一面”的延续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四）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都应当敬畏自然、顺应自然，重视自然的自净机制和承载能力，包括景观的承载力、城市建成区中自然环境的保护等。
回顾中国古代建筑史和城市发展史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建筑和城市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自己特色，形成独特的建筑体系和城市格局等方面的深厚智慧，就是因为在顺应自然地势、环境特点的情况下，将所拥有的建筑技术、城市建设理念发挥到极致，达到了所谓的“天人合一”。而中国现代建筑和现代城市发展，却往往是忘记和忽视了这一点，对现代建筑技术的偏好和信赖，使我们劈山填海、楼宇林立，完全忽视了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地域特色，又是在短短几十年内，在全国的城市中，运用几乎同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模式，怎么能不“千城一面”呢。“千城一面”现象充分说明，无论技术如何进步，一个城市的特色，仍不能离开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不仅是保护环境的需要，也是城市特色的需要、文化的需要。
（五）在“千城一面”的城市里仍然存在着城市特色的基因，应当去寻找那些曾经独具特色的文化的“枝叶”与“遗珠”，找到它们、保护它们，是延续和保护城市特色文化、特色景观的重要方面。
在“千城一面”现象比较突出的城市区，一座城市原有地域特色、历史特色、文化特色也许并未完全消失，它们的“枝叶”与“遗珠”也许仍以不同方式存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里，它们可能是当地居民的一种行为，可能是一处破屋旧宅，也可能是寻常居民家里珍藏的老照片、老家具，也可能是地方文献中的记载。这些特色文化的“风物”能够被保存下来，足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保护它们不仅能够促进一个城市现有历史城市景观（HUL）的保护，还有利于“丰满”整个城市的特色形象。
比如，在洛阳，曾经有一个军工厂从四川汉中整体迁来，该厂原来位于汉中的一处山区。该厂迁来洛阳后，原厂址附近村庄的部分原住村民也随之而来，在现军工厂生活区附近专做汉中小吃为生。二十多年来，形成了汉中特色小吃一条街，成了洛阳本地人也常常光顾的地方；更有甚者，同样一种小吃，不同的卖家往往有自己固定的食客，这何尝不是一种特色文化。不足之处是这小吃街仍处在普通的现代住宅、市政道路之间，如果能够融合、提炼这些居民对原居住地的建筑特色、历史文化的共同记忆，结合洛阳现居住地的自然地势，修建既有四川风味又有中原特色的食品一条街，又何尝不会成为一道风景呢。
三、关于如何践行“历史城市景观（HUL）”方法
（一）历史城市景观（HUL）的保护要从理念理论、组织管理、保护实施等三个层面有序推进、有机演进，并最终达到景观类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到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博弈”和“有机存续”。
任何门类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可以看作是理念理论、组织管理、保护实施三个层面的有序展开。比如，青铜器、陶瓷器、玉器、铁器、石刻等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复大略有这样几个步骤：1、发现和确认文物的病害；2、依据文物修复理念、理论制定保护方案；3、方案报批和经费申请及拨付；4、修复保护技术实施；5、修复保护成效验收等。在这个过程中，就包涵了理念理论、组织管理、技术实施三个层面。再比如，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古墓葬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其保护工作大约包括：1、确定保护单位级别、区划，成立管理部门；2、保护规划编制与颁布；3、日常维护、管理与研究；4、保护工程方案制订与报批；5、保护工程项目实施与验收；6、环境整治或改造提升；7、展示、宣教、安保……
在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中，理念理论就是《威尼斯宪章》《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等一系列文物保护理论成果，组织管理就是文物部门及业务单位的组织形式，保护实施就是具体的保护工作；而所有这些工作的中心目标就是：降低或阻止文物本体材质的退化或劣化，杜绝或减少文物受到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影响或危害，从而保持文物本体及其价值的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
对于历史城市景观（HUL）来说，其保护相对于以往文化遗产保护，有着前所未有复杂性、综合性、长期性，但是究其本质，仍不过是理念理论、组织管理、工程技术等三个层面探索、实践、更新，再探索、再实践、再更新，最终达到景观类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到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博弈”和“有机存续”，现实文化遗产的良好保存与文化传承。
回顾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随着保护对象体量和复合程度的增长，其保护工作类型就越加繁多，理念理论、组织管理、保护实施三个层面的有机演进就越加复杂。在文物器物修复过程中，方案制定和修复技术是关键，也即是说，保护的过程主要是修复理念与技术实现之间的互动。在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中，组织管理工作的分量增加，在保护的过程中，组织管理成为理论贯彻和保护实施的保障基础。而在历史城市景观（HUL）的保护中，由于保护对象的复合性、多样性、长期性，且与城镇区相契合，与人们生产、生活相关，其保护过程中，应当会以理念理论与组织管理两个层面的互动为主，保护的技术与工程实施应该会退居次要地位。因此，在具体的历史城市景观（HUL）保护实践中，应当优先探索如何将理念理论和组织管理进行有机的结合。
（二）历史城市景观（HUL）理念与方法在中国的应用，就其理念理论层面来说，就是要针对具体的保护对象把HUL理念理论化、具体化；就其组织管理层面来说，就是借助现有组织管理体系和借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化景观保护、大遗址保护模式，融合HUL的理念和方法。
在以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训，由于模糊化的概念认识，艺术化的学术表述，使得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步失去话语权，失掉保护城市特色的“阵地”。而在当今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大遗址保护中，最先强调的就是“规划先行”。规划中首要列出的就是在历史研究、考古发掘等工作的基础上的遗产现状与价值的认定。编制完成并获得批准的保护规划要由地方政府予以公布，以彰显其权威性；并且强调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当地的名城保护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有机衔接；以及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旅游规划、生态保护规划等等相关规划的互通。对于遗产的保护、利用方式，相关的规划、法规、规章给出具体的规定，细化到了《居民公约》的层次，有力的促进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保护措施的贯彻。比如，在洛阳近年来开展的丝绸之路与大运河（洛阳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就把遗产点的保护要求写入了当地村镇居民的《村规民约》中，起到较好的宣传、贯彻效果。
对于具体的历史城市景观保护对象来说，如果想贯彻HUL，首先就是HUL理念的有针对性的理论化、明晰化，最终的理论成果必须是清晰明确、科学可行的，并且是可以随着时代发展更新的，要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宣传，推介到景观所及的所有人居范围内。其次，在历史城市景观保护实施上，通过政府部门、文物部门融合业务研究单位、景观管理单位、科研院所、社会公众等各方面力量，总体组织、协调、推进各项保护工作。对此，笔者有以下三点认识。
1、在历史城市景观（HUL）的保护中，所要贯彻的理念是多层面的，包括了方法的、组织管理、工程技术更新等，甚至还有指导城市生产、生活的理念。
对历史城市景观（HUL）理念的解读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保护实践的开展不断深化，并逐渐更新、完善的。在这一过程中，理念的细化、融合、更新，一要向国内外优秀城市的发展历程借鉴；二要向文物修复、古建筑保护等以往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借鉴；三要向地貌学、环境保护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借鉴。
尤其是文物修复与古建筑保护中的一些理念、方法，不仅在历史城市景观（HUL）保护中，对一些具体的景观文物的修复、保护有指导意义，其理念与方法背后所隐含的哲学意义、美学意义，完全可以成为HUL理念贯彻过程中的有效助力。比如，在青铜器、陶瓷器的修复中，对于原器物缺失部位的补配与填充，我们就经历了完全仿真的修补模式，差异较大的修补模式，和现在得到广泛认可的“远看差不多，近看有区别”的修补模式。这种修复表现形式的变化、材料的更新、技术实现演进，都印证了修复理念的发展与进步。再比如，在古壁画的修复中，运用“影线法”对于壁画缺失部位的画面进行适度补全，壁画填补材料和支撑体材料的“可逆性”或“可再处理性”等等，其材料、方法的技术运用与艺术表达都达到了成熟和完美的地步。用这些方法修复出来的文物能够经得起千千万万人去看、去玩味，其背后所蕴涵文化与哲学意味绝对值得历史城市景观保护和城市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去吸收、借鉴其理念与方法。
再比如，在我国古建筑保护历程中，从建国初“修旧如旧”原则的提出，到“保持文物原貌”原则的贯彻，到运用“原材料、原工艺，精工细作”的具体要求，以及传统技术人员的培养与操作实施，程序的掌控，环境变化对古建筑修缮技艺的影响，新材料的耐候性，实施过程中对传统工艺、文化的宣传、传承……无不是体现了经历过艰苦探索之后，所形成的科学化、体系化的保护认识，其保护技术的成长和发展历程中折射出的哲学内涵对历史城市景观（HUL）的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历史城市景观（HUL）的践行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城市已有的历史城市景观，而是在保护现有历史城市景观的基础上发现和存续城市所有的特色文化、特色景观。这一过程可能是复杂的、变化的、循环往复的，需要科学、高效、长期的组织管理模式与机制。
理念理念、组织管理、保护实施是实现这一过程从意识形态到实际操作的三个层面，专家学者（文化遗产从业人员）、政府和文物部门、居民公众是分别对应这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体，历史城市景观、自然环境、城镇区则是社会主体作用的对象。
如上图所示，历史城市景观的践行，就是处于城镇区的多种社会主体，通过理念理论、组织管理、保护实施三个层面的运作方式，作用于历史城市景观、自然环境和城镇区等物质现实的社会运动过程。如何科学、高效、可持续的实现这一过程，组织管理方式是关键，理念理论、保护实施是理论和行动保障。专家学者、政府和文物部门、居民公众，做为历史城市景观践行的主体，应当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下，通过探索、交流、研究、决策、实践、再探索、再交流、再研究、再决策、再实践……的过程，推动历史城市景观保护、城镇化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三种物质现实的有机更新、存续发展。同时，在实践中的获得的经验、方法，可以通过主体的交流、反馈，促进理念理论成果、组织管理方式、保护实施作法的创新。
具体做法，可以由政府和文物部门组建历史城市景观（HUL）委员会，成员包含专家学者（包括历史学、民俗学、文物保护学、景观学、城市规划学、工程学、旅游学、环境保护学……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各界代表（社区居民、利益相关方、文化遗产保护公益人士等）。委员会内部可以分为景观研究委员会、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等分会职司各种职能。委员会通过组织针对某一历史城市景观保护的各级别的研讨会，综合各方意见、提出构想，探索该历史城市景观的价值、现状、保护、传承的具体方法、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要遵循《建议书》中提出的理念和基本步骤，并结合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等已有理论成果，以及依据保护实践的具体情况增益、完善保护方法。
3、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是全面综合的实施过程，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不断引入新技术、新方法，倡导多学科合作的模式。
历史城市景观“在诠释保护战略时采用了宽视角的方法来分析历史聚落和城市，而不是简单鉴别和描述遗址及建筑物。这一方法促进了更广泛的学科融合，如对地貌学、自然环境和对非物质方面的考虑，这种融合将引导对城市历史价值多样性的更综合、更包容的理解，并对其加以保护。”对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而言，多学科的合作是必由之路，而对于空前复合性的历史城市景观来说，更是如此。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要保护历史城市景观，在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的同时，完整、全面的保护其历史文化信息的复合化传承，则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必不可少。
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历史城市景观保护景观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其面对的对象和需要协调的范围、操作的层面可能都是空前宽泛的，因为要面对的是当今人类文明最活跃的正在发展中的地方——城镇。从这个角度想开去，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应该是包涵了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历史与现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技术与艺术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运动的总合。这一运动过程的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也必将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由于笔者才学浅薄，本文只是对历史城市景观（HUL）中国化的一点粗浅的理念性认识，希望对中国的历史城市景观保护有所助益，并肯请专家、同行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关于历史城市景观的建议书》，2011年
［2］ICOMOS-IFLA 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ISCCL）：《关于历史城市景观、乡村景观及其关联性遗产价值杭州宣言》，2012年。
［3］王国平：《让城市因历史而美丽》，《中国历史城市景观保护发展报告（2013）》，王国平，总主编，杭州出版社。
［4］彼得••H•古德柴尔德：《历史城市景观的实际应用：基本原则》，《中国历史城市景观保护发展报告（2013）》，王国平，总主编，杭州出版社。
［5］王晓：《对话与共生：“历史城市景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法探析》，《历史城市景观研究》第一辑，浙江古籍出版社。
［6］马智慧：《积淀的美：HUL方法破解“千城一面”路径研究》，《历史城市景观研究》第一辑，浙江古籍出版社。
本文英文题目：
Respect to Thinkings of Chinaization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uthor： Yang Weiqing
